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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周末，納爾遜·曼德拉逝世的消息傳遍全中國，也引發了各種紀念和評論。不同價值立場的人各取所需：在有些人眼裡，他是自由偶像和人權鬥士；而在另一些人眼裡，他是反帝反殖民的民族主義英雄。早在毛澤東、周恩來時代，他就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後來又直接促成了南非與中國的正式建交。
　　的確，曼德拉一生致力於種族解放和種族平等事業。在他的領導下，南非取消了殘酷的種族隔離制度，南非黑人贏得了自由和尊嚴。不過，如果沒有美國和英國政府政策的改弦更張，以及施加的強大壓力，南非的白人政權恐怕不會那麼輕易地放棄自己享有了幾百年的壟斷特權。
　　曼德拉在1994年領導非洲人國民大會（簡稱非國大）贏得首次全體國民平等參與的民主選舉，成為南非歷史上首位黑人總統。但在接下來的總統任期上，他似乎並未贏得應有的支持和認同。一些人指出，他在控制南非艾滋病疫情的蔓延、抑制高失業率和愈演愈烈的貧富分化等方面，並不盡如人意。
　　此外，在曼德拉卸任以後的10多年來，執政的非國大因貪污腐敗、裙帶內鬥和獨斷專行，受到了越來越多的尖銳批評。當前南非的精英統治階層之中腐敗盛行，大多數黑人的生活幾乎沒什麼改變，這令幻滅感取代了20年前的歡欣鼓舞。一些批評者也認為，曼德拉默許種族問題和經濟鴻溝的存在，做出了太大的讓步。
　　曼德拉最重要的政治遺產並不是推倒了一個舊制度和創建了一個新制度，而是他毅然地與那些長期迫害自己的白人種族隔離政權統治者展開有效的談判與合作，不僅促成了白人統治的和平終結，並且在新舊制度的更替過程中，讓南非避免了很多人預言的流血衝突。為此，他與南非種族隔離時代的最後一位總統德克勒克在1993年一同被授予諾貝爾和平獎，曼德拉當之無愧。
　　而在1994年至1999年擔任總統期間，曼德拉將大量精力用於平息黑人選民的怨恨，同時讓南非白人放心他們不會遭到報複。他曾特意邀請一名看守過自己的白人獄警出席自己的總統就職典禮，他從不掩飾自己對德克勒克的不信任和厭惡，但仍與後者分享了總統權力與諾貝爾和平獎。這種以寬恕取代報複、以和解代替清算的模式，使得現代的政治變革不再必然伴隨著血腥。
　　許多年以後，新聞記者追問曼德拉：在白人種族隔離政權壓迫了他的人民幾百年、並將他自己囚禁在監獄里長達27年之後，他的內心如何還能不懷有一絲一毫仇恨？曼德拉的回答是：一個領袖承擔不起仇恨的代價，因為仇恨攪亂人的頭腦。
　　因此，曼德拉的最大貢獻在於，他將人類追求自由和公正的鬥爭建築於驅散愚昧和狹隘之上，而不像以前人那樣，是同一群“邪惡”的統治階級的殊死搏鬥。
　　曼德拉並不是一個天降的聖人，他的和平主義也不是與生俱來的。從部落酋長的顯赫家庭中走出來的他，在年輕時也曾像大多數革命者一樣受到黑人民族主義的誘惑，他曾是切·格瓦拉的信徒，領導過一支名字叫做“民族之矛”的武裝游擊隊，還曾“出於機會主義動機”短暫加入過南非共產黨，經常不加思索地引用馬克思和列寧的名言……他曾在自傳中寫道，“(當時)我對白人、而不是對種族主義感到憤怒。我雖然不准備把白人都扔進大海裡，但我會高興地看到他們登上自己的汽輪，自願地離開非洲大陸。”但中年以後，特別是被捕入獄以後，他反而成為一名偉大的和解者。
　　這給曼德拉的畢生鬥爭賦予了一種神聖性。是的，現存於世的偉大宗教，就是用這種悲憫目光看待世界的。佛教從來就認為，世界的根本問題不是善與惡的鬥爭，而是“無明”與“覺悟”之間的掙扎。即便是秉持善惡二分法的基督教，其創立者耶穌在被釘死在十字架上前所說的最後一句話也是：天上的父親，寬恕這些罪人們吧！因為他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作為美國的首位黑人總統，同樣也是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的奧巴馬是曼德拉的崇拜者，他在紀念文稿中將曼德拉稱為“正義、平等和尊嚴的象徵”。奧巴馬說，世界上“不太可能會出現另一個納爾遜·曼德拉式的人物”。
　　然而，這條漫長而崎嶇的道路上其實並不寂寞。在曼德拉充滿貴族魅力的高大身軀之前，是聖雄甘地的佝僂影子；而在他的身後，則是昂山素季柔弱而堅定的面容……他們給予我們的偉大教誨是：在人類進步的偉大徵程中，我們真正的敵人從來不是那些欺壓我們的人，而是他們和我們心中的無知、恐懼和憤怒……
　　曼德拉的寶貴遺產，無疑將會激勵更多人投身到一場又一場與“錯誤歷史”和解的偉大變革之中。是的！真正意義上的變革從來就不是為了復仇和償債，而是為所有人建設一個更好的社會。而隨著越來越多的曼德拉式變革的成功，歷史也終將放下它的重重疑慮，給予這樣的和平變革以更多機會。　　（原標題：曼德拉：用悲憫的目光看待世界）